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地理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别隶属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然而由于两学科在研究传统和学科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思维、方法和内容等众多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三部分；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观察、实地调查、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与理论提升四部分。正是这种学科研究传统和分析框架的差异导致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分异，同时也成为理解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本文回顾了对新经济地理学争论的两个焦点，从学科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提假设、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经济学与地理学的互相借鉴和融合对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科的重要性。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分析框架

　　1、引言

　　人们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随着全球化的因素而日益增加，这也使得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和丰富。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充实，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丰富，而且其经验研究范围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拓展，这使得经济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复兴。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信息经济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地理学家将其研究转向社会以及文化转型理论，这就使得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出现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理论视角的多元化，经济地理学由此经历了四次转向，即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的转向。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似乎正在经历“演化主义转向”。这种研究取向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特别是在欧洲经济地理学界，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似乎正在变成演化经济地理学。另一方面，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地理或空间产生浓厚的兴趣，有意将其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框架内，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杰出工作被经济学家称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来临。特别是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这极大地激起了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趣，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各类论文一时增长迅猛。

　　然而，在过去时间里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争论也一直存在。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使用以及学科界线之争。虽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其把“地理”或“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称作“新经济地理学”，但是地理学家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即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多维转向”来树立自己的“新经济地理学”地位。所以，一些地理学家认为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工作仍是艾萨德的“区域科学”传统的继续，其核心是“地理经济学”而非“经济问题的地理学”。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并非真正地理学意义上的“新经济地理学”，而是“新地理经济学”或“新空间经济学”（后文为了行文的简便，将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统一称为新地理经济学）。而学科界线之争主要指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使用而引起的其本身与地理学、传统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区域科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杨吾扬等指出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科学具有两方面的共性：其一，它们都是以经济的空间活动为对象；其二，它们均被公认同经济科学和地理科学有较密切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即为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派是区域经济学形成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新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都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手法有所不同，各自存在着优势与不足。它们都是经济学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经济地理是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区域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范畴。而克鲁格曼本人则认为所谓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大部分区域经济学，以及一些（但不是全部）城市经济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经济地理。

　　争论的焦点之二就是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自从经济学的地理转向后，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引起了激烈争论。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都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鼎盛一时的“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受到来自地理学以外的种种批判。其批判主要来源于传统区域学派和后来兴起的行为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等新流派。而主流经济学却一直保持着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几乎开始涉及到数学知识的方方面面。所以，有部分地理学家指出新经济地理学仅仅是将早期的区位理论和区域科学的理论数学化和模型化，是经济理论决定的经济地理理论化的思路。与此同时，地理学界的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转向也深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如研究问题的肤浅、概念和理论建构缺乏严密性、提出的政策在实践上具有软弱性等，而过度的“文化转向”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争还包括其假设、模型和地理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等细节问题。如关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个体理性假设，地理学家就指出这与现实的差异较大，人文力量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学习型的，其信息和决策行为受周围环境影响很大；而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更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对地理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经济学家认为“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已经不起作用”；但地理学家仍坚称地理影响着区域发展，仍对经济活动施以影响。

　　马丁认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这种争论没有任何的收获，也许可以更好地描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由于以上争论的持续存在以及由于经济地理学学科交叉特性导致的经济地理学过去20年中一直遭受的混乱，使得目前国内对新经济地理学在引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的偏差。这明显表现在地理学界无法接受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化的解释方式，而经济学家则很少去借鉴和引用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的“多维转向”。剑桥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马丁曾说到，就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说，地理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地理学与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方面的差异远大于共同点。樊杰指出方法论建设一直是而且现在更是经济地理学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可喜的是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所以，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欲从学科方法论的角度，来重新梳理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及两种学科下“新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着重阐述两者的差异，而不是共同之处，希望对于澄清一些基本争论和理解起到一定帮助。本文研究思路与早期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种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是基于其研究要素（社会文化、关系、制度）的特性和具体案例研究而提出的（具体分析见后，此分析框架不包括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内）；二是注重从方法论和学科分析框架入手，阐述并展现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及其研究内容和进展，而不是单纯的对其模型、研究内容和批判性的研究进行介绍；三是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异同或者融合与分异的阐述并不局限于通过其前提假设、研究内容等来展示，而是基于学科研究传统和分析框架。

　　2、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新地理经济学

　　2.1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从18世纪经济科学诞生时起，有关它的方法论就从未止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通过60年的蓬勃发展，现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模型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从侧面也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很适用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过经济学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经济学的发展速度之快和影响之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即统一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由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倡导的新地理经济学代表着经济学家们把“空间”因素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他们对新地理经济学所作的工作和研究方法都是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完成的。所以，理解和批判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都必须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入手。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所表达的意思或分析思路却完全一致。其一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视角是指经济学家如何从实际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角度。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视角都为从消费者或生产者单个经济行为体出发，他们被认为是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去追求最大的效应或利润，而其他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均衡结果”和“效率”，而政策的设计初衷就是在不改变一些人的效用的同时增加其他人的效用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参照系或基准点类似物理学中的参考系，即用来作为参照的、假定不动的物体。经济学中的参照系是指在理想的状态下，经济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进而达到的一种理想均衡状态。这种理想状态跟现实相差很大或者完全不符合现实，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分析下所形成的均衡以及效率却是用来分析现实中的均衡和效率改进的最佳对比对象。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就是指各种图像和数学模型，这类似于地理学中的地图、GIS和数学模型。经济学的高深和进步就体现在新的分析工具或数学模型的建立，但是这种过度数量化和对模型的崇拜，也使其脱离了现实并遏制了理论发展，把以数理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当做真理应用到实践中的危险也有目共睹，如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其二是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以上两个分析框架看似毫无联系，其实本质一样。设定行为假设、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是对视角、参照系的全面、详细的阐述，如何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都有赖于参照系的确定。而界定经济环境和给出制度安排则体现在新的分析工具的诞生，新的分析工具或数学模型的建立就是需要重新界定经济环境和给出新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的新地理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建立起了宏伟的理论大厦。

　　2.2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

　　新地理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一样，研究视角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们基本都是从消费者和企业等微观主体入手。消费者通过购买各类产品的组合追求效应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是工业品集合体的价格、农业产品的价格和自身的收入水平等，而企业则是通过销售自身的产品追求理论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是劳动力、资本、资源和产品等价格和技术、运输成本、产出构成的生产约束条件等。正是无数的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决定了均衡结果的收敛或分异。他们对微观主体的行为假设完全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这点与新经济地理学假设微观主体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依赖于制度框架有很大差异。然而为什么新地理经济学是最近三十年才发生的事情呢？这其中最主要的两点原因就是经济科学发展的精细化和分析工具的缺乏。学科发展的精细化导致在经济学学科中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而后者的缺乏直接导致研究学者的规避心里。新地理经济学中的很多思想并不是原创的，或者说很早就被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所阐述，如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艾萨德创立的区域科学等。所以地理学家借此批判新地理经济学是艾萨德区域科学的翻版有其道理，但是这种批判只对了一部分，而忽视了另一部分。艾萨德在《区位和空间经济学》中开创性地提出把区位问题看成是厂商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这一成果完全被新地理经济学所应用，“冰山”运输成本就是例证。然而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偏离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方法。显然艾萨德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而这恰恰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同时，对于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模型化所面临的困难也让主流经济学家感到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对早期由杜能、韦伯等提出的区位理论的边缘化和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直到1978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合发表了“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iondiversity”一文之后，经济学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分析空间的工具。该文一出来很多人就评价道：“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斯蒂格利茨）能不能拿诺贝尔奖，而是能够拿几次”。该模型直接解释了现实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和所有企业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的现象。企业市场扩张能力和主要生产某一系列产品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这些产品中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并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特征。这与早期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减格格不入，D-S模型就是对类似问题的一种绝佳处理工具。但是该模型本身并没有引入空间结构（运输成本）因素，所以也就不能被直接应用到空间经济学中。克鲁格曼敏锐地嗅到D-S模型的重要性，利用该模型于1980年发表“Scaleeconomies,productdifferentiationandthepatternoftrade”一文，从理论上指出了空间结构（运输成本）、产品特化、贸易和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的关系，也是第一次把运输成本纳入D-S模型中，使空间因素第一次在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背景下得到了详细讨论。然而这里的“空间”概念化的方式与地理学中对“空间”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仅仅是为了处理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而引入的，是“中性空间”，而不是地理学中的“真实空间”，也就导致区域差异的不存在，世界是一致的。地方特性和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被抽象掉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在新地理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因为难以量化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这些因素，特别是制度，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而难以模型化，所以被经济学家忽略。这些恰恰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直到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Increasingreturning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才正式提出“核心—外围”模型的最初版本，该模型揭示了一个国家在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等因素是如何内生地分化出工业的“核心”区和农业的“边缘”区的过程。以上三篇文章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D-S模型界定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而收益递增则进一步刻画了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另一个经济环境。这两者就是新地理经济学区别于先前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环境作出了更加准确、现实的经济环境界定，并使这些想法模型化。但这并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加上空间结构（运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就几乎完全阐述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空间”因素带入到主流经济学的。

　　所以，评价和继续深入研究新地理经济学，都必须站在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或者说站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模型基础上。接受或者否定新地理经济学都应该从它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假设出发，并结合新地理经济学所界定的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的经济环境以及对空间的处理方式着手。模型的复杂性和无法实现经验检验并不是否定理论创新的关键要素。如对产业聚集的研究中首先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存在运输成本，然后利用D-S模型构建起两区域、两部门和两种产品的核心—外围模型，同时为了解释在地理环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也能发生产业聚集，模型就要对运输成本、人口初始分布和最初的优势等参数做出假设，故新地理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中非常重视历史与偶然因素，偶然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新地理经济学的这种一致的分析框架直接导致其强大的学科魅力和人员吸引力，通过接受、轻微修改或者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影响因素（如拥挤、失业和税收等），就可以建立新的分析工具（模型），研究感兴趣的经济地理学因素。这点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经济学期刊或经济地理学期刊和书籍就能得到印证。

　　新地理经济学提出的理论模型兼容了杜能、韦伯等提出的区位理论（当运输成本较高、规模经济程度较低时），同时又解释了早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如地理条件没有任何优势地方为什么会出现产业聚集），这是学科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对自身方法论的讨论和经济学理论构建或知识的扩展已经不再唯一由主流经济学家维持，而更多的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如演化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地理学界对经济地理的多元转向，这些都在经济学的新地理经济学繁荣的背后敲响了警钟。

　　3、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与新经济地理学

　　3.1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在地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环境差异、社会需要和学者好恶等原因，形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几种传统，出现了相对应的学派，主要有生态传统与环境派、描述传统与区域派、综合传统与景观派和区位传统与数量派。而Pattison认为地理学有4大传统，即空间传统、地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和地球科学传统，其中前三个传统与人文地理研究紧密相关，而地球科学传统主要用来剖析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的应用则在自然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种种研究传统必然形成其经济地理学独有的学科分析框架，进而影响经济地理学者对经济的地理现象的解释途径有别于经济学家。也正是由于经济地理被看作是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所以对行为体的解释不必是经济的，可以是政治的、制度的、关系的和社会的。然而由于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门正式的独立分支学科最多百年而已，加上其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很难提出一种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但是一种不成熟的回答也许也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让经济地理学科以外的人员更容易理解地理学家的工作，提升经济地理在地理学中的学科地位和地理学家的话语权。当然，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利用多方面的、动态的和有差别的，而不是单一的、不变的传统，经济地理学持续地进行有效的知识转换和更新，使它成为话语发酵和涌动的一个前沿阵地。

　　受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地理思维模式、经济地理研究创新以及地理经济学中研究因素和案例研究的启发，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主要应由四部分组成：观察、实地调查、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与理论提升。既然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的地理现象，那么对经济地理现象进行观察就是首要的和必要的一步，这也是地理学从事各类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缺少观察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更不能提出一个好的学科问题。但是有了观察也不一定能提出科学问题，因为把一般事务转化为可研究的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同时也涉及到学科的研究传统。关于这一点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讨(可以参见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观察有赖于理论，那么似乎就存在这样一种循环，通过观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升理论、理论指导观察、新的观察提出新的问题。地理学这种观察的尺度要落实到所要研究的区域上，这就意味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真实的空间。真实空间具有尺度大小不一，也就不存在一致性，区域的异质性是其前提，这种异质性或地方化的特性就体现在区域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尺度等方面的差异。地方化的特性和空间尺度等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就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这一点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进而有单一区域到多个区域研究其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中的变化，这又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传统。所以新地理经济学具有真实的地理维度，这点与新地理经济学不同。清楚了经济的地理现象并形成了科学的问题后就要进行实地的调查，以便做出科学解释，调查内容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由大气、水、岩石、生物、土壤等地理要素组成；人文环境是人类、文化和生产生活活动的地域组合，包括人口、民族、聚落、政治、社团、经济、交通、军事和社会行为等组成。这体现了人文地理学的地球科学传统，因为仅仅抽取自然环境或社会、经济、文化的某一单一要素进行研究，地理学家认为都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还要研究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即吴传钧所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也就意味着新经济地理学抛弃了新古典的模型方法，而应用归纳法，通常是案例研究展现真实空间的地方化特性。在对区域调查资料获取的基础上，就要找出影响经济分布不均衡现象的原因，影响因素包括自然、社会（关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这就不难理解新经济地理学晦涩难懂的原因，因为这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对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都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后就要根据研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时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找出事物的规律。如阿什·阿明从区域发展的制度转向研究出发，为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四条区域政策导向，即构建集群和本地联合经济、学会学习和适应、扩大本地制度基础和社会动员。然而，理论的构建总是困难重重，这就要求在理论提升环节中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论意识。这种理论意识包含对前期理论、方法论的全面理解和掌握，对自身理论构建意义和贡献的自我反思以及新理论核心主题和概念的精准化。制度经济地理学在理论构建中显得相对成功，其借鉴了产权理论、网络理论、调节理论等众多前期理论，发展了制度厚度、制度空间等核心概念，解释了地方化建立的制度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地方化的网络在培育地方企业的嵌入性方面的作用以及地方制度体制的特征在地方经济社会调节和管治中的作用等现象，为进一步理解制度及其作用途径作出了地理学的贡献。相比之下，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关系转向的理论提升则显得争议不断，彼得·森利直到2008年仍然撰文探讨关系经济地理学是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议程和新的研究范式，而这一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2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

　　地理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和有关后福特主义及“文化转向”的争论。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侧重于对特定区域的产业空间组织进行以案例或案例之间的经验比较和描述性分析为主，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转变的起点来源于经济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机制而非现象本身，着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机制进行剖析，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然而作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过于关注下层结构和对人的能动性的忽视，受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和批判。制度经济地理学正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和更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区位理论基础上，吸收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制度主义的观点，把经济活动置于更广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规则、程序等制度框架下去理解。因此，新经济地理一方面秉承了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视角，即将经济嵌入到制度、文化、政治中，强调经济行为与特定社会情境相互建构关系的分析；另一方面这种新经济地理学采取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强调了经济行为者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关系性。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由于其思想来源的多样化，形成了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新产业空间、学习型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和管制与治理理论等学派。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经济地理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和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西方经济地理学发生了更为深远的“文化转向”的研究。从事这种文化转向研究的学者坚持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获得了高度赞誉，Thrift认为文化转向把经济地理学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Barnes则认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向“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当然也存在许多批评。随着研究尺度的变化和人文地理学对“关系”的重视，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成为90年代末期以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关系经济地理学研究议题涉及地方和区域发展中的“关系资产”、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关系的尺度等等。

　　从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分析框架出发，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特定区域进行观察，如观察到特定区域中的产业分布不均衡，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为了解答为什么产业的分布不均衡和存在产业集聚现象时，新经济地理学家所要做的第二步就是要进行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案例研究，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特例的研究方法，而现在却成为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实地调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调查，主要用来描述区域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如地方化的社会文化特性、制度厚度、产业氛围等等；二是微观层面的调查，在宏观层面调查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区域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是如何影响微观主体（如企业）行为并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和不同的经济景观存在。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方式与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解释方式避免了经济学对行为主体假设为完全理性的错误，从区域宏观层面出发与微观主体结合就可以看出微观主体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遵循惯例行事。在对产业集聚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调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调查发现新产业区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柔性生产综合体，以一种几乎完全竞争形式共存，而在另一些产业区中大型企业与小企业并存，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共存。相对于新地理经济学中的不完全竞争假设具有进步性，更符合现实。在新地理经济学中历史、偶然只是在最初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文化、社会、制度完全被忽视；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

　　然后在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

　　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的原因分析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自然环境本底、中间层次经济、社会和人文等互动和高层次的制度、文化等。如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分析仍然强调交通通达性、水土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条件的分析，并作为区位决策的支撑条件，这点在早期的企业布局和选址上应用较多，而最近几年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和人口功能区划有复兴这一研究的趋势。新地理经济学的关系转向则代表了从社会、经济和人文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如在新产业区的研究中，通过调查发现区域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如合同关系、人际关系和企业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等对促进企业集聚和发展非常重要；而制度、文化转向则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和制度，仅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动机不能对其做出解释，而应该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规则、程序和习俗的结构中来理解。这些转向体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的深入，但并不意味着低层次的因素影响的消失，它们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空间市场的外部性，如空间市场力、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阻力，决定了需要区域政策，以便更好地促进企业和区域的发展。

　　如关于制度厚度与区域发展的讨论，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厚而有效”，即制度厚度促进了区域发展；二是“厚而无效”，如英格兰东北部提供了重组的制度过程；三是“薄而有效”和“薄而无效”。这就必然导致对地区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的讨论，为了实现区域发展的目标就有必要对地区进行空间调节。

　　4、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对比与未来

　4.1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对比

　　全面详细的对比两种新经济地理学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由于地理经济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如此广泛，这也超出了本文范围。但是从学科的分析框架入手对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主要假设、空间概念化和分析模式等方面进行简单概述确是有可能的。

　　在方法论层面上，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的是演绎方法，构建正规模型（formalmodeling），进行实证研究；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评价性推理（appreciativetheorizing），进行案例研究。在假设方面，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行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微观层面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是不完全竞争的；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受所处的各种环境（如制度环境）的驱动，微观层面的企业不完全是不完全竞争，也存在完全竞争。在分析模式方面，经济学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采用均衡分析方法；地理学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路，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对空间的处理方式，经济学假设是空间同质，中性的空间，运输成本对空间的作用较大；地理学则认为空间异质，是真实的空间，各种环境下行为体是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4.2两种新经济地理学的未来

　　早在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就指出：“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的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一种真正确定和卓越的成就，在今天总是专业化的结果”。经济学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并采用了逻辑实证主义，而数学又是表达逻辑最好的语言，最后导致经济学不断的数学化和模型化。根据经济学的模型化传统和固有分析框架，未来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发展将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进行实证研究以便证实或修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二是引入新的因素（只要可模型化）或者局部修改新经济地理模型以便继续完善理论和指导实践的需要，如后面发展起来的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世界溢出模型（GS模型）等都是建立在核心—边缘模型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但函数的选择、行为主体行为的刻画等局部方面发生了变化，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各种模型可以用来研究城市的形成、城市规模分布、效率、公平与最优聚集、产业聚集、分散与经济增长、单边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税收竞争与聚集和区域补贴等等；三是另辟路径发展新的模型，由于经济模型的不唯一性，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另谋出路，去发展简便易实证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以便“发明”新的分析工具。

　　而人文地理学家却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们接受并实践着大卫·哈维的观点，即面对学科内外部的冲击和挑战，地理学不能企图以各学科分支之间的更为狭窄的专业化来提升自身。因为这样地理学者们将失去地理学作为空间方面的综合者而存在的理由，他们各分支学科越是变得专业化，他们离构建大众能够和容易接受的地理知识的过程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未来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将随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制度、关系等研究的不断完善而继续完善关系、制度、文化的转向理论，并会继续借鉴和吸收社会科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化主义转向和新区域主义，并显示其强大的解释力度，同时也会随着GIS和RS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研究手段，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区域增长与新产业地理学、区域化与区域研究、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研究。但目前对于地理学的新经济地理来说，对制度、关系、文化等转向作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总结、提升（包括对制度、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地理学贡献、研究范式等）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