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是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最新的一部颇富创建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报告，反映了地理学发展的集成研究战略方向。尽管受其任务和受众的影响，报告话语表现出过度重视技术和工具，但其提出的建设地理科学这一议题切中了当前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在技术和工具这个“任务”方面尝试相应的建构工作，相伴的重要工作是给出了地理科学未来10年的11个优先研究领域。报告后来的评论则重新发掘并弥补了该报告的某些不足，说明了该报告“深度”的一面，尤其是地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与该报告及其评论相比，中国建设地理科学的主张具有如下特点：①学科体系庞大、层次分明、范畴严密；②“学科”与“任务”明显平衡；③有系统论和整体论的方法论；④初步显现深远的、连锁的影响。《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及其评论，以及中国地理科学建设表明--跨学科的地理科学是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①地理学正走向或走人集成研究的“大科学”阶段；②“学科”与“任务”平衡是地理学自身发展及应对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必然要求；③未来地理科学建设应当是具有科学人文主义的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
　　1引言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NationalResearchCouncil)最新的地理学发展报告UnderstandingtheChangingPlanet:StrategicDirectionsfortheGeographicalSciences,主题鲜明地提出未来10年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是集成研究，这种集成研究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地理科学（GeographicalSciences)[1]。不过，在UCP中对地理科学的论述或因对发展战略解析的理论弱化，因此在获得不少褒奖之辞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批评，主要批评是深度不够、过度重视技术。这一点中文版本译者刘毅、刘卫东已经指出[1]中译本209。
　　客观地讲，对UCP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EdwardSoja所说的建构性评论，以激发关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61001;41071105;4126103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00058);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项目（2007FY140800).
　　DanielSui在对TheProfessionalGeographer评论文章的引介中，对这一目的说得很明白：“不同哲学和方法论信念的地理学家将必然在地理研究战略上有不同取向，正如本评论集所反映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相信对我们学科基本问题的多元争论将刺激创新和知识进步”'国内学者蔡运龙也曾指出争论的这种建设性作用：“争论往往也反映着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实质上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4]。从UCP及其评论的实质来看，UCP注重地理科学未来10年发展战略的优先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设地理学的大胆建议，并特别关注地理学发展的技术层面，而评论则将这些大胆的建议进一步明确并讨论，对UCP过度关注技术的方面进行再补充，即“加强深度，重视理论”。所以，最好将UCP看成是试图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而对其所作的评论则是试图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二者对未来地理学发展均具有“建构”意义。
　　UCP中文版已由刘毅、刘卫东等译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①，而中文评论文章及对UCP评论的英文信息尚未见到。鉴于以上情况，本文首先回顾UCP编撰的美国地理学发展背景，包括：①NRC的3本报告背景及UCP面对的问题；②UCP阐释的主要是美国地理学“科学的”这一方面，即计量革命以来的地理学发展，而“人文的”这一方面不是UCP的考察对象。然后本文介绍UCP及其评论关注的3个问题：①对地理科学的建构；②对“学科”与“任务”的讨论，这是UCP评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文详细阐述的内容，并将对其产生根源作初步分析；③UCP编委会主席对评论的回应及对UCP编撰过程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中国地理学建设地理科学的努力：钱学森、黄秉维等所提建设地理科学，以及相关的“地球表层学”、“地理建设”等问题与UCP中地理科学建设的一致性及差异性。
　　2UCP的编撰背景
　　2.1编撰背景I:NRC的3本报告
　　美国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主阵地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NRC共组织编撰了3本重要的学科发展报告②。1965年的研究报告TheScienceofGeography(《地理科学》③）主要关心地理学的特点和视角[5]；1997年的报告《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RediscoveringGeography:NewRelevanceforScienceandSociety)主要关心快速发展的地理学所获得的认同及地理学如何响应这种关注、2010年的报告UCP则更进一步，在地理学视角和技术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广泛认可、应用的背景下，评估如何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力图应对解决当今社会和环境的重大问题[1]。
　　从内容上看，《地理科学》主要思考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是一种努力发展地理学的尝试。而《重新发现地理学》则是地理学在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回顾地理学做了什么及未来如何做。UCP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即地理学似乎正成为当代科学的核心，地理学同样具有启发的视角、技术被大量地应用，而且地理学家共同体似乎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如在UCP及评论中都提到的做地理科学的人和无偿地理信息（VGI:volunteeredgeographicinformation)者。
　　与前两个报告相比，UCP具有如下3个值得注意的特征：①评估的主体内容是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②关注的焦点是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并给出了11个研究的优先领域；③受众是未来10年致力于开发和促进地理科学事业的研究人员，具有科学素养的政策决策者，能从理解地理科学中受益者，或在21世纪地理学理解地球上生命中的努力与尝试者等。
　　2.2编撰背景II:美国“科学的”地理学发展
　　UCP的另一个背景是关注“科学的”而不是“人文的”，报告在前言中已经言明[1]x。随后这方面就受到了一些地理学家“建构性”的批评。即使UCP对这一背景作了简单说明，但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地理学却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为可能。
　　这个背景的源头，即地理学如何向着“科学化”方向迈进。1953年Schaefer发表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视》是地理学扬弃传统区域学派向科学化发展的肇始性文献[7]_?，揭开了“计量革命”的序幕[8-9]。积极参与计量革命的地理学家，实际上是想以此声称地理学是科学的，目标是寻求以更大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通过统计学和数学来武装地理学，所以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与“理论革命”最好合称为“计量一理论革命”，因为“计量革命”仅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理论革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先走一步的是进行“理论革命”，数学和统计学只不过是为这种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语言[10-111]
　　“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科学化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支持了地理学领域的发展，正如Murray所总结的，计量地理学支撑了地理学的6大领域：GIS、航空遥感、统计和空间分析、数量优化分析、区域分析、计算机科学和模拟[12]。另一方面是它影响了地理学一系列革命性进程，正如S?奥彭肖发现的，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是：计量/数学革命（20世纪60-70年代)-行为革命（70年代)-GIS革命（80年代)-地理计算(90年代初)[13]。
　　此外，就是GIS和GlSscience的发展。UCP及其评论者均注意到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导致了GIS革命的到来[10]。实际上，随着GIS和GlSscience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例外论之争、计量革命、理论革命等都出现交叉发展的态势[14]。Couclelis认为GIS不仅是一种技术，同时是一种空间分析方法，是地理世界表述的关键，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15]。因此，她认为在众多的GIS与社会讨论中，通常围绕GIS的应用效果和GIS在其他学者中的应用来展开，而她则提出了GIS影响的第三领域：GIS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由此涉及GIS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影响[16]。Sheppard从现代社会信息化角度指出，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研究中，信息时代邻近性的核心测度和表述包括3个方面：①“真实地理”（actualgeographies)中大量信息储存、传输、应用等能力增加所导致的地方及地方间变化图式；②大量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信息网络，构成了“虚拟地理”(virtualgeographies);③数字化的地理信息技术对个体和社会的建构，被称为是“概念地理”（conceptualgeographies)[17]。UCP及其评论虽没有注重评论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这已是事实。王法辉指出过在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3大潮流：“科学化”（强调借用自然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空间化”（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变化和相互作用）和“应用化”（侧重于政策性规划性强的实用课题)，空间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研究）离不开GIS方法的应用，并详细讨论了GIS方法在经济学、语言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犯罪学、公共卫生和规划中的广泛应用?。UCP及其评论所说的技术和工具在GIS和GISscience中正好是核心。
　　由此，UCP实际上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理学进展的基础上，突出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集成研究及GIS和GISscience构成了未来地理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若要考虑到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或者说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那么寄希望于NRC提供类似于UCP但更注重人文层面的报告或者专门报告，将是有益的。国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编撰的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1-2012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人文一经济地理学)》，正是此类佳作[19]。
　　3UCP及其评论对地理科学的建构的影响
　　3.1UCP的地理科学建构
　　UCP虽未系统地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但提出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是有区别的。通过前言的话语分析，大体可以看出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在报告前言中，NRC编委会主席Murphy引述生态学家Mooney所称“地理学家的时代”来说明地理科学的地位一一地理科学长期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地球表层的重要特征和空间结构，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日益成为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1]ix。
　　报告也明确地说明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其他学科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工作中应用地理学的概念和工具，包括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景观建筑师和计算机科学家[1]"。他们的集合又产生了跨学科的地理科学。从这个角度讲，地理科学就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地理学范畴，而是不仅涉及许多地理学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领域或行业的个人参与进来「1]"。这个说明同样出现在UCP摘要中[1]1。
　　同时，报告对地理科学家的定义也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要成为一名地理科学家（geographicalscientist，中译本译为地理学家)，必须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并对货物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进行空间分析与阐释，重视正在形成或已形成的地球生物物理学和人类环境的演变特征mix。虽然对地理科学家的说明受到了评论者的批评，但以参与研究来说明身份大体没有太大错误，因为当今学科（disciplinarity)可能还有相对的界限，但研究论题(subject)则完全可以打破界限，尤其是边缘学科往往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未来地理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围可能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也体现了地理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从以上UCP对地理科学的基本说明中可以看出：①地理科学与地理学不同，地理科学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②地理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部门。
　　3.2评论者对地理科学的再建构
　　对UCP评论关注地理科学的是Winkler和Clarke。
　　Winkler对地理学和地理科学两词的区别作了专门论述[20]。一个重要问题是，UCP通常使用的术语“地理科学”是小写且单数的geographicalscience，而Winkler使用的是大写且复数的GeographicalSciences以表征跨学科的地理科学。区别在于geographical只具有形容词的意义，如说明地理学思想（geographicalthought)时使用。复数的“sciences”，诸如现在命名的地质科学等同于地质学，气象学则被归人到气候科学和大气化学中。环境科学是另一种情况，它不直接与特定的学科联系，而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涉及地球系统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地理科学是否适合根据这种习惯用法来界定范围，UCP作者似乎并不考虑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同义（她还论述了UCP中这两个概念的混乱问题)，虽然有相当的重叠，他们也不把地理学归人地理科学。Winkler的主张是，最好对地理学与地理科学的区别再作一次术语选择，即空间科学。他认为，UCP隐含着地理科学是一个用不同学科概念、技术、工具构筑的，包罗万象而富丽堂皇的学科群，包括地理学、计算科学、工程、通讯技术、统计、心理学。对此，他非常注意地理学对地理科学的贡献是什么，认为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主体。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既不违背逻辑，更切合历史。
　　Winkler论述了地理科学跨学科的合理性，而Clarke则对地理科学的未来进行了大力建构。当然，Clarke并没有使用地理科学一词，而是用地理学。假如我们接受地理科学是与传统的地理学不同的话，那么将这一术语放在Winkler的话语中，其建构的力度将更为激动人心。Clarke在评论文章的摘要中直接说明，“地理学可以超越‘三柱撑起大帐篷’的途径，成为21世纪的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模式，在这里内容、科学、分析和综合界限模糊，能够生成一个新的自下而上的科学。在这门科学里，新理论甚至是大统一理论是可能的”[21]。Clarke担心20世纪地理学发展学科分化的破碎化问题，并同意早期一位地理学家的见解：知识的突破性发展发生在学科和专业的边缘和交叉地带而不是核心[22]。这一点上，传统地理学家常常称地理学为交叉学科或桥梁学科（cross-disciplinary)，是跨学科的一种类型。Clarke认为跨学科类型还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这样的表述，而他则提出了跨学科的第四类型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Clarke认为，地理学家应成为超学科的先锋，其方向是与其他学科进行无偏见的合作，这已体现在UCP的11个优先研究领域中。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所述“跨学科”这一概念与一般意义的“跨学科”概念的区别。Klein在其著述跨学科历史、理论实践中曾对跨学科的定义及产生形式作了一番概述，认为跨学科的产生有4种形式：方法借鉴上的伪跨学科，解决共同问题的跨学科，具有理论和方法重叠的补充型或统一型跨学科，具备问题、方法、理论等并为一体的跨学科[23]。而跨学科的分类方案有Boisot、Heckhausen、Piaget、Jantsch、Bruce等方案[24]，其取意均在克莱因的论述范围内，即学科间的交叉并形成独立学科。国内学者将Piaget和Jantsch的概念“tradisciplinarity”译为“超学科”[25]，是跨学科中的最高层次一具备克莱因所说4种条件的跨学科，则Clarke所说的“ultradisciplinarity”则可理解为“综合超学科”，意指学科群间的整合，不仅是学科间的，这与地理学界将地理学理解为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指学科群）之间的“桥梁学科”取意是一致的。
　　DanielSui虽然是这些评论的引介者，但他注意到UCP所建构的地理科学似乎面临着一种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境地。他说21世纪头10年的两个变化对未来10年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智力的和技术的改变。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即UCP所说在其他学科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地理/空间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迫切性问题；另一方面，无偿地理信息的迅速发展和非职业地理学的迅速扩展，这归因于Web2.0技术及其与传统地理空间技术（GIS、RS、GPS)集成的爆炸性发展[3]。

　4地理科学的“宽度”与“深度”
　　4.1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
　　在UCP的评论中，大多评论者提及“大科学”（bigscience)这一概念。Barnes甚至认为，NRC1965年的报告中大科学已与自然地理学相伴，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计算制图和GIS的发展已使地理学与军队、政府有关系[26]。他所认为的大科学特征是：大型工程、团队，集中于特定问题，应用尖端技术、先进机器和软件。
　　实际上，大科学正像Barnes所述的那样，需要巨额资助、大量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重组)、多学科参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其成果也向多学科散射。在此情况下，参与到大科学平台中的学科，若理论欠佳，则极易被边缘化，充当工具（这是一般的评论。实际上，假如考虑到现代科学中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还有一点，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并没有划出一条严格界限来，也不太可能，他们通常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来形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若与“大科学”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象牙塔式的地理学是无法在“大科学”时代再独善其身的[27]，其科学成分和技术成分不应遭到非议才对，UCP及其评论的目的，也是对此的回应)。这类研究的典型，如欧盟科学研究计划，寻求以综合、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科学、社会的复杂问题，布鲁斯等正是以此来论述欧洲科学联盟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28]。
　　UCP主体内容，刚好强调了技术和工具，理论总结并不是主体，评论者多集中于后一方面。UCP在前言中说，“展望未来，地理工具和技术在监测、分析和应对地球表层重大变化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mix。而UCP的目的，是“如何重组地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而这里的方法实际上还包括空间分析(GIS及其相关技术)、遥感、地理可视化等?。因此，评论者认为UCP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
　　Winkler认为，UCP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交流地理科学潜在的技术、数据和方法[20]。他集中评论的是UCP的第二部分，也即UCP所提的11个优先领域。在每个问题中，UCP无一例外地遵循这样的线索论述：研究进展一地理科学的贡献一研究子问题一小结。对于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研究子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进展”部分是个回顾，“地理科学的贡献”说明“地理科学能做什么”，“研究子问题”则是“未来地理科学应做什么”，是更为关切的。他认为，每一个子问题都以“how”为开端，这种“how-to”的框架可能暗示地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技术（how)而不是理解过程（why)或者影响因素（sowhat)。“how”的框架意味着地理科学主要是技术和工具，是一门应用科学。
　　这种“how”的框架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造成一种假设，即大多社会面临的问题都可能在特定问题中获得解决。而实际上，社会问题常常是不确定的，要求多重视角和一系列方法。
　　与Winkler上述见解相似，Clarke认为UCP说明了地理学家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但这样做意味着一种行为主义，与工程而不是科学靠得更近[21]。Clarke注意到，地理学能应用于更多的工程，但除了GIScience以外，很少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提到“地理学第一定律”（TFL:Tobler'sFirstLawofGeography)这样讨论地理学定律的部分文献（指DanielSui和古德柴尔德的文献[14,29]，实际上还有Barnes?、Phillips^、Miller?及Tobler的回应文章[33]，国内学者后来作了综述[34]。TFL还被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并与“生物地理学第一定律”（Buffon'slaworthefirstprincipleofbiogeography)相提并论[35])，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导致了地理学对理论的追求，然而至今没有通向一般理论，当然也就没有大统一理论，UCP对追求理论和知识（“知识”大概是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被剔除了，这与技术哲学家的观念明显不合拍，其实也应当承认“技术”的知识性)似有保留。
　　对UCP中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不满还来自Johnston?和Barnes關的批评。
　　Johnston评论说UCP在数据收集、可视化和分析基础设施上投人了太多的关注，在解释原理上花费太少，这使UCP在学科论述上受到伤害，忽略了地理学科一些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36]。他认为地理科学常常表现为基本方法，实践中是观念、理解和解释，应用空间数据和可视化强调问题而不是理论及深人解释世界。但“理论”一词很少出现在UCP中，这将使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质疑地理科学中的学术水平。UCP中充满了GIS、遥感、空间数据库等词，这正是地理科学主要的卖点，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地理科学是技术导向的。在当今科学中GIS和其他相关技术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就意味着有结束。与NRC1965年的报告相比，1965年的作者们声称一些地理学家在学术圈中处于自卑的地位，不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标准科学家（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之一受益于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寻求客观性及数理表达，除了物质世界的知识之外，其他知识排除在外。这一点近代科学首先完成革命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因此成为“标准科学”，在解释世界的话语中物理学家处于最权威，而那些计量较晚的学科则处于“寻求科学”的地位和过程[37])，是否UCP暗示类似的劳动分工？
　　Barnes的评论颇有建设性。他认为，UCP偏重于大型数据集、复杂的方法技巧，以及各种材料的工具和硬件的科学模式，这只是地理学贡献模式的一种，而地理学的优势则在于它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对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比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做得更多、更好[26]。他的结论是：UCP给予的一个错觉是“科学高速路上的直线眼光”，也就是前述的可以通过特定问题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地理学不是这样或不像这样，没有一种学科的路径是直线的一没有唯一的通向真理的罗马大道。
　　4.2Murphy的回应：UCP编撰目的与“深度”弱化原因的说明
　　UCP编委会主席Murphy对评论者的意见作了回应，说明了UCP的编撰过程、目的和局限[38]。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接受了评论者的意见，这就是前文所说的：UCP尝试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一技术与工具和宽度；而其评论则是尝试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一理论和深度。
　　首先，Murphy说明委员会作出这个任务前的3个预设：①作出选择，包括所不能的，不应该的，故集中于地理学学科；②第二个预设的决定是最好不要抓住传统的学科分支，UCP围绕的区分性线条是如Pattison所称的“地理学的4个传统”[39]，所列问题明显是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有的问题切断了传统分支学科的线条；③决定采取相对普遍的办法整合科学，无论地理科学如何被理解，都不想采用较狭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而是试图讨论特殊的研究方向，具有经验基础及信息或数据的分析，这意味着不能覆盖地理视角的所有方面。
　　Murphy接下来就对讨论的焦点一地理科学、理论角色、深度不够和结论的视野等进行了说明。地理科学反映了NRC的术语变化和对超越传统地理学科及地理工作的愿望。这一术语是相当新的，并且意义不容易完全说明。尽管如此，UCP试图表达一种视野，即地理科学（复数）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视角决不威胁或者反对地理学。UCP努力吸收地理学学科以外具有地理导向的工作，明确指出地理学的工作并不完全由自认为是地理学家的人做出。同时，报告并不是要彻底重构地理学科，正如Barnes建议的，也是委员会成员一贯坚持的思想，地理科学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时依然使用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方法。
　　理论在报告中的地位也是复杂的。UCP是要提出21世纪面临的实证问题，解释地理研究的贡献，也可能是长期的贡献及挑战，理解挑战的重要因素。这一任务导致UCP首先提练问题，然后举例并说明地理学的视角、方法、技术。这使UCP集中于特殊的、实证的工作，其次是理论水平。这个报告可能传达的印象是地理科学更多的是技术和方法而不是理论，这非常容易遭受质疑。Murphy认为，报告的目标是强调概念和思想，不仅是技术和方法；报告通篇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是明确关注理论的；对个别问题的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是地理问题的确定（这工作是理论性的，不仅是方法问题）可能与探讨它一样重要；也应特别记住本报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其他学科，而是基金资助机构。
　　关于深度与宽度问题，UCP几乎所提的任何方法都可能遭受合理的批评。Murphy理解Johnston对更为详细的个案研究的期望，甚至欣赏其对报告所涉及的思想和研究范围的积极反映。就底线而言，UCP再次严重受限于如下职责，即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报告中探讨地理科学可能有助于应对社会挑战的最具战略性的方式。编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为了宽度而牺牲某些深度。报告所给定的任务和听众使我们强调最好是给出地理科学工作的可能贡献，而不是详细讨论少数研究。
　　所以，Murphy认同评论的有益建构，如Robbins清晰地抓住了UCP任务的性质，提供了一些颇具思想的深人特别问题的建议；Winkler对UCP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局限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Clarke注意到UCP相当关注的问题是增加了综合思想，然而UCP的任务是倾向社会问题；Johnston评论的焦点是理论和深度问题，Murphy在UCP编撰过程中曾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每一章的文本中对理论的讨论较少，大多数论述考虑的是地理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对于理解的贡献，一条清晰的话语是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表征着地理研究倾向于挑战一般理论，以解释地方差异的性质和现象；Barnes的文章似乎反映了受他近来地理学史研究的影响。
　　Murphy的回应认为报告并不是对地理学的调查，也不是建议减少方法和方法论的道路。但任务及说明的方式确实给予了种种错觉，因此对UCP的评论是有益的，也是建设性的。